對於職場鹹豬手 美國的處罰這麼重！

相比在中國的鹹豬手對女性性騷擾的簡單處罰，在美國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恐怕那些鹹豬手要吃苦頭了，你問為什麼這麼說？看下去就知道了

在大洋彼岸的美國，人們是如何處理職場性騷擾的呢？

英國《金融時報》曾經刊文對此進行了詳述。

不久前，福克斯新聞炒了體育新聞大腕傑米·霍洛維茨。這是繼福克斯新聞去年7月炒了董事長羅傑埃勒斯、今年4月中炒了高收視率的《奧萊利因素》主持人比爾·奧萊利之後，遭遇的又一個性騷擾風暴。

優步總裁、500Startups聯合創始人等相繼因性騷擾“丟官”，涉及的職位越來越高。美國企業在面臨性騷擾的指控時，似乎有快刀斬亂麻之勢。美國企業會迎來一輪整頓嗎？美國的性騷擾法律政策，在特朗普治下有什麼樣的發展？

在中國，談到性騷擾，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在公交車裡伸手的“色狼”，或是等著在地鐵裡下手的“變態”。現實中的職場性騷擾，可能來自一個文質彬彬的總裁。

如果你在“起點中文網”搜到了1858部標題含有“霸道總裁”關鍵詞的網路小說，它們頗受一些女性讀者歡迎。在我看來，很多“霸道總裁”的行為和相應的辦公室戀情，逼近了性騷擾的警戒線。

性騷擾的定義由於文化和法律制度而有所差異。《日本跨國文化》曾經刊出《在日本OK，在美國可能是性騷擾》一文，指出在美國的日本人很容易犯以下錯誤：

對女性外表進行評論；開“你會成為我女朋友嗎”這樣的玩笑；以酒醉作為不當行為的藉口；吹噓“不帶家眷在美國的自由生活”；詢問個人隱私，如“你有沒有男朋友”；在辦公室裡陳列挑逗性或衣著暴露的女性照片。

同樣，在中國視若平常的企業文化，到了美國可能被認為“急需職場性騷擾的培訓”。

去年7月6日，福克斯前新聞節目主持人格雷琴·卡爾森起訴董事長羅傑埃勒斯，聲稱她因“拒絕埃勒斯的性侵擾”而被停職。隨後，福克斯旗下的大咖主播梅根凱利告訴福克斯母公司21世紀福克斯的調查人員，10年前她受到了埃勒斯的性騷擾。

調查人員發現，福克斯新聞還有多位女性有類似經歷。埃勒斯被迫離職，福克斯同意支付卡爾森2000萬美元和解，並與另外至少6名指責埃勒斯性騷擾的女性達成協議。

即使埃勒斯在去年7月21日離職，仍有一系列女性指控埃勒斯的性騷擾行為。在過去整整一年間，福克斯的性騷擾文化議題從來沒有從新聞媒體裡消失。截至今年3月31日，福克斯為了平息有關性騷擾的未決訴訟和潛在訴訟，共支付了4500萬美元，除此之外還有埃勒斯的解約費4000萬。

這些絡繹不絕的指控和媒體的報道，不但影響到福克斯的企業形象，也對招攬人才造成負面的影響，更遑論工作氣氛的打擊，造成同事之間關係緊張。

美國企業為何怕性騷擾

美國有全世界公認最嚴格的性騷擾法律，加上愛訴訟的文化、集體訴訟的可能性、陪審團判決鉅額的賠償金，使得許多企業戰戰兢兢。

美國政府負責執行性騷擾控訴的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對性騷擾的定義是：“基於工作申請人或僱員性別的騷擾是非法的，可能包括‘性騷擾’、要求性歡愉、其他口頭或身體上的騷擾。騷擾不一定與性有關，可以包括關於一個人性別的冒犯性言論，比如對女性群體的攻擊性評論。”

美國的性騷擾訴訟一般分為兩種型別：“交易型性騷擾”以性騷擾作為晉升或保留工作的籌碼和“敵意工作環境型性騷擾”用性騷擾干擾員工的工作表現，形成脅迫、敵對的工作環境。騷擾者可能是受害人的主管、同事、客戶或顧客。騷擾者和受害者可以是任何性別。男性可能對其他男性進行性騷擾，女性也可能對其他女性進行性騷擾。

2014年，英國路透社等媒體報道稱，雅虎一名女性軟體工程師對雅虎手機工程部的一名女性高階主管提起訴訟，指控其性騷擾和非法解僱。在美國，法律要求企業對僱員在工作場所遭遇的性騷擾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同時，僱主必須採取一切合理措施防止騷擾，包括鼓勵書面投訴，並保護僱員免受報復等。

美國法庭判給性騷擾受害者的賠償可以包括：過去損失的薪資、獎金、福利、保險、假期、退休金、員工股票期權、未來的薪資、心理傷害補償、懲罰性補償、及訴訟律師費等。

2012年，一位醫生助理控告美國慈愛總醫院的醫生不斷對她進行性騷擾。她曾向主管求援，但主管只是一笑置之。陪審團最終判決她應得的補償為1.68億美元。

特朗普競選總統期間，媒體曝光了他在2005年受邀參加《通往好萊塢》節目錄制時的吹噓：“你是名人，她們就會讓你為所欲為。你可以撫摸她們的私處，想幹什麼就幹什麼。”這個在美國輿論場“刷屏”的大話其實說中了核心：

性騷擾問題的核心不是“性”，而是“權力”。

根據2013年美國《赫芬頓郵報》的研調，75%的受訪者在工作中經歷過性騷擾，卻沒有投訴。《時尚Cosmos》在2015年調查了2235名全職和兼職女員工，發現三分之一的女性曾經在工作場合經歷性騷擾。在經歷過職場性騷擾的女性中，有29%的人選擇投訴，71%的人沒有。

美國聯邦政府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接到的投訴，絕大多數情況下是由女方提出的。然而，隨著女性在職場的進階，男性提出的性騷擾索賠的比例大幅上升，1990年女性與男性投訴性騷擾的比例是92比8；到了2015年，這一比例變為83比17。男性投訴的比例翻了一倍。

性騷擾的普遍率也因行業而異。2011年《美國經濟評論報告》研究發現，建築土木業的性騷擾率最高，其次是交通和基礎設施公用事業。2016年美國調查機構“矽谷的大象”發表的報告顯示，60%的從事科技工作的受訪女性經歷過性騷擾，其中65%的性騷擾來自上司，一半的受訪者不止一次受到性騷擾。

有人曾問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法律分析專家塞瓦洛斯，為何最近美國企業對性騷擾的控訴反應越來越快？這是不是一種法律上的自衛？

塞瓦洛斯說：“不論加州、紐約州還是聯邦政府的法律，都鼓勵僱主對騷擾者採取果斷行動。任何遭遇過一連串投訴的公司，都有強烈的經濟動機對騷擾者採取嚴厲措施，例如馬上解僱。”

特朗普政權下的性別政策

從美國政黨政治的運作上看，一般而言民主黨傾向於支援反歧視的法律法規，共和黨人則傾向於認為此類規定有害於商業和就業增長。

福克斯新聞是美國主流媒體中少數讓特朗普看得順眼的。其實早在2013年蓋洛普民調就顯示，66%的福克斯新聞觀眾認為自己是共和黨人，94%的福克斯電視臺觀眾認同或偏向共和黨。福克斯的一系列性醜聞因而備受關注。

但是，特朗普對福克斯新聞主播比爾·奧萊利因涉嫌性騷擾而被解僱表示不滿。特朗普對《紐約時報》說：“我認為比爾應該訴訟到底，我不認為比爾做錯了什麼。”

特朗普可以透過不同方式影響美國的性別政策導向，比如在美國最高法院填補最高法官席位時，任命代表共和黨意識形態的法官。

今年4月初，特朗普撤銷了奧巴馬總統2014年釋出的《公平報酬和工作場所安全》命令。該命令有兩個特點：保障工資透明度；禁止企業強迫員工簽訂條款，如要求員工同意關於性騷擾、性侵犯和歧視的爭議，必須透過仲裁。

強迫性仲裁條款對在工作中遭遇性騷擾的受害者不利，因為如果在就職時簽下了仲裁條款，就意味著不能透過法庭提出相關訴訟，也意味著對陪審團裁決權的放棄。

公司不喜歡陪審團裁決，是因為陪審團理論上代表的是普通百姓，容易對受害的個人產生代入感，而與企業站在對立的視角。另外，陪審團傾向於裁決超大額的懲罰性賠償。

特朗普撤銷《公平報酬和工作場所安全》命令，在媒體界和維權組織中引起了軒然大波。特朗普政權如果想要透過個人行政命令或是國會的立法程式，來改變目前性騷擾法律的格局，將面臨極大阻力。由於美國的分權制度和較為完善的法律系統，加之職場文化對濫用職權的敏感，恐怕美國很難回到20世紀中葉《廣告狂人》的時代：女秘書不是成為霸道總裁的夫人，就是成為霸道總裁的情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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