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確破除艾滋病悖論？

　　在這樣一個與艾滋病同生的時代，我們又該如何去應對呢?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公共衛生的路徑，即透過公共衛生部門加大疾病的檢測和預防、治療的力度來應對危機。但是，實踐效果並不顯著，公共衛生部門通常對於難以接觸到邊緣人群並在其中展開干預工作叫苦不迭。

　　對於中國社會而言，當務之急是樹立起反對汙名化和歧視的觀念，並在各種制度上為邊緣人群營造一種支援性環境，為幫助其改變行為提供條件，從而降低艾滋病的傳播。

　　首先，對於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群體，其社會保障和醫療服務的提供應該更加人性化，以解決目前普遍存在的救助和醫療問題。比如，“四免一關懷”的政策缺乏細化規定，在許多地方依然得不到落實;感染者就醫採取屬地化管理，使得大量流動人群只能回到原籍獲得治療，加重了他們的困難;感染者的就業問題日趨嚴重，在巨大的歧視壓力下，就業的問題使得他們的境遇雪上加霜。

　　其次，對於容易受到艾滋病影響的人群，儘量透過各項社會制度的調整，減少其受到艾滋病衝擊的風險。比如，對於男男性行為者而言，承認不同性向的社會存在，進而減少對他們的社會歧視並增強他們對於自身性向的自我認同意識，有助於在這一人群中降低艾滋病的傳播率。相反，高度的社會歧視與社會不認同，以及來自家庭的結婚生子的傳統壓力，會使他們傾向於透過與異性戀女性結婚來掩飾自身的真實性向，降低來自家庭和社會的傳統壓力(尤其在中國)，同時也增加了私下裡的同性性行為頻率，使得艾滋病在這一人群中的傳播機率大大增加。

　　女性性工作者處於邊緣人群的最底層，高度的流動性和傳統上認為其低賤的社會觀念，使得絕大多數性工作者羞於承認自己的身份。這顯然降低了對她們實施侵害的成本，也使她們感染艾滋病病毒並將之傳染給嫖客的機率得以增加。

　　目前，中國新發艾滋病感染中，近40%是透過異性性行為傳播。保障她們的基本權益，反對歧視，有助於幫助她們獲得應有的控制疾病傳播的知識和資訊，更為重要的是，透過正當程式對她們處理而非一味打壓和欺侮，從而提升她們與潛在的客戶談判的能力，不至於在特定的時空條件下因為談判能力太弱而受到疾病的攻擊，比如，因嫖客拒絕使用安全套而強行發生性關係而帶來傷害。

　　共用針具的吸毒者因共用不潔針頭注射毒品而交叉感染艾滋病病毒，中國應該將吸毒人群去罪刑化，承認其為一種疾病，往往是腦部神經性疾病。強制戒毒的復吸率很高，應當更加重視美莎酮替代療法以及推行交換清潔針具的專案，但是，公安部門往往認為這些專案方式是“鼓勵”吸毒而予以反對。美莎酮替代療法在中國已經有一定數量的試點，但還需要鋪開。同時，吸毒者和性工作者往往是監獄中的“常客”，監獄中糟糕的衛生狀況需要改善並予以透明化，否則，將大大增加艾滋病的感染率。國際上的研究表明，監獄中往往毒品流行;在男監中，強制性的男性性行為較為普遍。監獄中糟糕的住宿狀況，往往還會加重經呼吸道傳播的疾病的感染率。由於艾滋病感染者抵抗力較差，結核病尤其是肺結核與艾滋病相結合，將極大地加速艾滋病病人的死亡。

　　最後，政府應該更為積極地推進艾滋病病人獲得關鍵藥物的能力，包括獲得抗病毒藥物和治療機會性感染藥物。目前，中國僅能生產少量一線艾滋病藥物，副作用非常大，病人服藥很痛苦，而且，近年來已經開始出現大批次感染者耐藥的問題，中國的病人急需二線乃至三線的艾滋病藥物，但由於藥物的專利大多掌握在歐美藥廠手中，價格高昂，致使藥物獲得受限。除了用納稅人的錢去購買高價的藥物或者獲得藥廠的小批次捐贈，中國應該積極考慮啟動藥品的強行仿製程式，應對藥物問題的挑戰。

　　澳大利亞最高法院前任大法官科比提出“艾滋病悖論”：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顯然給社會帶來壓力，但損害和壓制他們會使得這些群體進一步走入“地下”，從而加大了艾滋病傳播的不確定性。在這個意義上講，保護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以及受艾滋病影響群體的權利，恰恰是保護公眾的權利，或者說，最符合公眾整體的利益。也就是說，公眾一般本能地傾向於躲避和排斥艾滋病感染者以及邊緣群體，然而，正是這種排斥行為，造成了對於公眾自身產生更大傷害。艾滋病病毒有限但敏感的傳播途徑：性交、血液和母嬰傳播，使得公眾有意無意地對艾滋病加以“道德標籤化”或者“道德汙名化”，而政府的不作為或者推波助瀾，往往會加重“道德汙名化”的公眾狂熱。

　　中國正面臨著一系列公共衛生挑戰，艾滋病傳播只是其中之一。在艾滋病、乙肝、h2N1、SARS和其他未知的傳染性疾病面前，一味使用“圍追堵截”的方式來應對，只會帶來適得其反的效果。

　　我們要防止疾病的傳播，但不應該片面以感染者或者容易受到疾病影響的群體的利益為代價。公眾所持有的對於艾滋病感染者或病人的錯誤的觀念，不能成為政府制定歧視性政策或者法律法規的理由。錯誤的公眾觀念或說無知，是導致對艾滋病感染者或病人以及受艾滋病影響群體歧視的關鍵因素。

　　在這個問題上，政府和立法機構有義務透過有效的政策和立法，在更深的層次上提升公眾的意識，傳播關於艾滋病的正確資訊，並承擔相關的成本。同時鼓勵艾滋病感染者和受影響群體積極參與到艾滋病防治的決策過程中來，以共同應對這一世紀挑戰。